四川地震心理援助手记之三
来源:原创  作者:王劲松  发布时间:  2011-09-27 点击数: 3663

   2008年5月28日

上午开小组总结会,各成员都将自己的情况作了汇报,我也将我昨天的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,并谈到自己的一些感悟,认为整个灾区的心理援助工作没有系统组织,也缺乏持续性,如果外地心理援助者只是走马灯似的体验一番就离开,心理援助就缺乏持续性,会让他们产生被抛弃感,有些机构做秀的成分比较多。我们要真正做点事情,一切要靠自己,我们应该“做实事”,哪怕我们只能帮助一二十个人,也是确实在做事情,做实事比较好的方式是深入到重灾区,因为那里有许多需要帮助,而没有得到帮助的受灾群众,交流之后最好相互留下对方的联系方式,这样的观点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。会后,安置区里的小朋友到营地作“六一”节目排演和游戏,其间,我抽空给思哲和在绵阳安置区做心理援助的郭峰通了电话,将这边情况作了简单交流,郭峰告诉我说卫生部计划将武汉作为地震灾区心理援助指定培训点,汪海燕老师也在绵阳,他希望我能加入他们团队。

中午又是泡面。下午一点过,我在外面找了一辆出租面包车,我们一行六人坐车去遵道镇,面包车司机叫张军,是位很健谈的绵竹小伙子,他认为绵竹乃至整个灾区,至少需要5-10年才能初步恢复元气。看到我们是做心理援助的,一路上他不断地介绍他了解的情况,和我的真实感受差不多。近来,全国各地的心理志愿者和工作者队伍很多,但没有统一指挥和调配,有的在安置区抢“地盘”,也没有长期工作计划,蜻蜓点水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现象比较常见。有的虽然也在尽心尽力组织团体咨询,但效果也很有限。特别是具有新闻效应的示范点,很多机构带领的心理咨询师在此“试剑”。结果孩子们被当成了道具,在不同的流派、风格、疗法和游戏中变得越来越圆滑、越来越会应对,自然也越来越麻木、越来越难以深层沟通。我在绵竹就看到很多电视台的记者都在找新闻,到处拍摄。我暗暗在提醒自己,如果都是简单地切开他们的伤口,又不作恰当的处理,那心理干预本身就是制造更大的问题!来到遵道镇,很快就找到了昨天李茹琦和沙乙玄两个小朋友,带了毽子、绘画彩笔、橡皮泥、风油精给他们,兑现昨天对她们的承诺,两个孩子非常高兴。

离开了小朋友的“家”,我们与镇政府联系“六一”活动的安排,他们介绍了镇上欢欢幼儿园的情况,我们要到园长李娟的电话,立即联系到她,见到李娟时,她一脸憔悴,神情黯然,让人明显感受到她心中的沉重!当我们谈到准备以欢欢幼儿园幸存孩子为主体,举办一次特殊意义的“六一”儿童节活动时,她欣然同意,并且告诉我们,幸存的孩子中有一些怕上楼,有的怕一个人睡觉,有的甚至怕听到“幼儿园”三个字,他们太需要你们心理专家的帮助了,这时,李娟的情绪稍稍好了一点。

为了找一个“六一”儿童节活动比较安全的场所,我们来到镇政府,政府相关领导说刚搭建的会议室已经有机构联系要在“六一”搞活动了。李娟说镇上的中学房屋较损毁少,我们又找这所中学,与校长谈到要用学校场地搞活动时,他内心不愿意,百般推脱,我当时有点纳闷,出学校李娟告诉我:他们是公立学校,而我们是私立幼儿园,看来“公”与“私”是难相容,哪怕在震后这样特殊时期,也是如此!

通过努力,我们联系到前来救援的沈阳军区野战医院,张政委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,说他们现在伤员救援工作现在并不多,常见病的患者反而很多,也愿意为灾区群众做点事情,并表示愿意和我们一起联办,希望“六一”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,野战医院帐篷外比较开阔的草地作为“六一”活动场所,具体活动内容有我们确定。我们根据李娟的介绍,在黄向、李萌共同商定下,初步设计了活动内容,我提出一个节目的构想,用活动场地废墟的砖做成“桥”,让孩子在解放军的保护下,比赛谁先过桥。其含意是:过独桥,我不怕,有解放军在一起就会有安全!此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认同。

当我们准备返回营地时,我心理在想,象李娟现在这样的状态,是需要心理干预的,我就邀请李娟去我们营地,希望能和她做深入交流,她也非常愿意,我们共同乘车到营地,在帐篷外的草地上,我们席地而坐,很自然地进入了交流状态。

李娟给我谈起地震当天的情景:欢欢幼儿园共有102位小朋友,5位老师,,“5.12”那天有82名小朋友到校。其中51位小朋友遇难,5位老师4人遇难,(其中一位是她的嫂子)另一位老师伤情严重,现送到广州接受治疗,如果她左肢感染还不能很好控制,有可能截肢。她几乎每天都和李娟通电话,谈论孩子的情况和自己的感受。

当天刚好是李娟母亲生日,上午在幼儿园做完集体活动后,她就去父母家给母亲过生日。至今她脑海中总会想到她离开幼儿园时,那些孩子的乖巧可爱,甚至清晰地记得孩子举着小手,和她说的最后一句话:“李老师,再见!”。地震发生,她正在回幼儿园的路上,地震发生10分钟,她就赶到了园里,眼前的惨景令她呆了,学校一片废墟,废墟里的孩子小一点的一直在哭喊,大一点的孩子不停地叫:“救救我,爸爸!救我,妈妈!”“救救我老师!”。很难想象,当时废墟旁的家长,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喊,而自己无能为力,是怎样的撕心裂肺!这哭喊声也一直在李娟脑海中闪回,撕扯着她的心。一直到下午6点多声音由强到弱,直至平息,毕竟孩子太小,很多孩子的生命没能等到挖掘机到来的那一刻。

李娟告诉我,在挖掘现场时,看到有的老师是用自己柔弱的身体保护着3-4个小孩,讲到这里,她哽咽着,我的眼眶也湿润了,不忍心打断她,她需要诉说,需要渲泄,需要找到释放自己心中负性能量的契机。她不停地自责:如果我能早点要到吊车,孩子不会死那么多,如果我不让嫂子到幼儿园上班,她也许就不会死,如果租用的幼儿园房屋质量好一些,就不会有如此的惨剧,如果……。当时赶到绵竹市请求吊车救援时,蒋国华书记按公事公办程序,让她排队先登记,几小时后,当她再次请求时,还是如此回复。她急得到路边去拦车救援,部队的首长说,他们没有接到要到绵竹救援的信息,现在他们要火速赶到什邡市,去执行军事救援任务,李娟急得大哭。直到一位孩子家长通过私人关系找来了吊车,此时已是晚上21时,她看到有些孩子挖出来,身体并没有很多外伤,很多孩子胸口和嘴唇都是紫的,感觉是被活活憋死的!

现在李娟怕到镇上,怕看到小孩子,特别是几个在一起玩耍的孩子,总联想到幼儿园的孩子,鲜活的生命在一瞬间,就阴阳两隔,联想到曾经幸福的家庭,从此承担无法承受的痛,联想到风景美丽的城镇,瞬间已是满目疮痍。每天静下来时,总记得当天上午与孩子们作活动告别的场景,心里总有难易名状的心痛!难以解脱。她只是在丈夫面前偷偷的哭过两次。

此时,我们团队其他的队员也渐渐围了过来,听她倾诉。心理学强调“感同身受”,而我的体验是,如此强烈的情绪体验,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,是很难真正做到完全彻底的感同身受!但我还是尽可能与她共情,告诉她非常理解她的感受,甚至我在想象:如果是我,在当时的状况下,也会有她同样的感受,也会出现她现在的状态。这是在重大创伤后,人的一种正常反应,因为我们都是有情感的人,而不是神!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有创伤后应激反应。

之后,把话题慢慢引向她的认知偏差,与她共同探讨,我问她:地震发生后,你认为自己尽力了吗?她的回答是肯定的,现在你所做的一切善后之事尽力了吗?她回答也是肯定的。这时,我希望她当面说出:“我没能及时要到吊车,我已经尽力了,这不是我的错!”“嫂子的不幸,不是我的错!”开始时,她的声音很弱,当鼓励她重复说出时,她情感表达,突然爆发,当着我们的面,泪流满面地说出上面的话语,李萌也上前,牵着她的手,让她站起来大声喊出这句话。团队成员黄向,是武汉市海军工程大学幼儿园的园长,和李娟有着同样的社会角色,黄向流着泪与李娟亲切拥抱,并自然地抚慰她的背膀。在大家共同的理解和关爱下,形成了一个适合李娟自然表达的心理场,让她的情绪较好地得以释放。

随后,我再次与她进行探讨:当一个人面对自身无法掌控的局面时,我们该怎么办?运用“苏格拉底式提问”,渐渐李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:当我们改变不了现实时,我们可以改变对现实的看法,这正是认知心理治疗的核心理念。

最后,话题慢慢接触到她现在的焦虑以及未来的构想,她现在最大的担忧:一是怕失去孩子的家长让她牵头去找相关部门要“说法”,二是怕失去孩子的家长找她要“说法”。她现在最大的希望是:为这些家庭做点什么,同时为活下来的孩子做些实事。我又问道: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?通过心理学上将灾难化推向极致的深入追问,使李娟认识到:最坏的结果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糟糕。

虽然我做过很多心理咨询和团体咨询,但象今天这样,由一人主导,多人合作的咨询,还是第一次,也许只有在地震灾区才可能出现。从整个过程来看,这次心理干预效果非常理想。李娟的情绪和刚开始见到她时,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,临走时,居然微笑地感激我们。

连续吃了三天的方便面,晚餐我带着黄向跑到唯一的一家“帐篷餐馆”,吃了粉蒸肉和米饭。黄向说别的队友都在吃方便面,自己却吃肉和饭,感觉有负罪感,并问我有吗?我的想法是,吃前我就提出回去时给他们带粉蒸肉,你自己觉得“不好”,再说,我们来的目的是帮助别人,并不是故意找苦吃,我们应该善待自己,黄向笑了。

李娟:这不是你的错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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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NyhVXXphrVAiSw:2011-11-05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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